姜维平:薄熙来与“奥迪哥”

当薄熙来以假大空的宣传手法招商引资之时,长安汽车的母公司中国兵装集团,决定历时三年投资25亿元,筹建所谓“重庆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基地”,拟引进70名海外专家,这可谓大手笔,可想而知,70个人分享25亿的创业场所,每人的薪水该是多麽丰厚!

毫无疑问,不论官商如何相互勾结,摇唇鼓舌,都是为了一个目的:赚更多的钱!他们无视老百姓的疾苦,剥削丧失人权的民众的剩余价值,争取其利益的最大化,是他们共同的突出特点。只要我们抚去官方媒体华丽的文饰表象,就能看清真实的重庆生活场景。

最近,与专为新兴资本家服务的薄熙来不同,重庆出现了一个热心向弱势群体“撒钱”的怪人。

据《重庆晚报》今天报道,此人驾着奥迪车,身上背着“钱袋子”,去给那些被薄熙来及其政府丢下不管的素不相识者发钱,綦江安稳镇九盘村的村民说,他们这个地方忽然来了一位神秘人物——当地9户村民,从这位“奥迪哥”手里领到了共计4.71万元现金。一时,村民们还不知道他是谁,究竟是为了啥?

我认为,任何偶然事件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,重庆之所以此时出现这样一个“奥迪哥”,它说明了两个问题,一是惯于官商勾结的薄熙来无视普通老百姓的困苦,已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,他操控的媒体弄虚作假,粉饰太平,但重庆农民已赤贫到了孩子没钱上学的地步;二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已使那些有良知的富人产生了危机感和使命感,他不得不代替政府的角色做善事。

《重庆晚报》描述说,昨日,九盘村村民集体求助本报,希望能帮助他们找到这位“奥迪哥”。村民们快杀年猪了,他们希望“奥迪哥”能去喝“刨猪汤”。

他们说:“他不来,九盘村家家户户的猪儿就不杀了。”

据我以前了解的情况,重庆人重感情,讲义气,特别是九盘村地处渝黔交界的群山中,海拔近700米,方圆10余平方公里,这种环境尚未被城市盛行的拜金主义所污染,人们的性情纯朴而忠厚,故知恩图报,尽在情理之中。

《重庆晚报》派出的记者说,9月27日,綦江县安稳镇九盘村,一个幸福而古怪的日子。当晚8点半,5社社长张绍全正在自家院坝和村计划生育的专职干部文涛说事,一辆奥迪轿车沿着山路驶来,在他们两人面前停下。车里下来一男两女,男的近50岁,1.6米出头的个子,微胖,方脸,穿灰色西装。两位女性一位40 岁左右,一位60岁左右,衣着打扮朴素。年轻女性拎着一只黑色皮包。

我想,记者形容日子“幸福”是因为吉利,又说它“古怪”,是因为这种好事以前绝无仅有。

张绍全回忆,男子径直走来,打听附近哪些人家最穷,并叫他去叫来聊聊。张绍全等人很惊讶,不知如何是好,但还是去叫了社里最穷的杨作文和张绍方两户。

最后,只有张绍方来了。男子和张绍方开始攀谈,细问他家有几口人,年收入多少,孩子多大,目前在校读书没有,等等。问完情况,三人还走路十多分钟,去张绍方家里看了一趟。回到院坝,男子叫随行年轻女子,从皮包里拿出一捆钱给张绍方,说:“我给你一万元,把账还了,让孩子复课读书。

张绍全说,由于杨作文没来,男子详细问了杨家情况,又去他家看过后,拿出2000元,请他转交。男子了解到张绍全的母亲已经80多岁时,又掏出1000元,送给老人家。整个交谈和发钱过程,持续了大约1个半小时,三人上车快速离去。

由此,我想到两个问题:一是,为什麽以前重庆的媒体大肆吹嘘农家子弟人人上得起学,而这回却暴露了十分惊人的问题,张绍方的小孩已失学了很久,他既有80
岁的病母,又欠债不少,当地民政部门的干部哪去了?国家扶贫救济款哪里去了?二是,“奥迪哥”有意抛开当地政府,绕过中间层次,不辞辛苦,跋山涉水,直接去找山村的贫困户,是否说明了官员的自私贪婪不作为,“奥迪哥”已耳熟能详,他根本信不过那些阳奉阴违的贪官污吏?

《重庆晚报》报道说,九盘村支部书记陈在春表示,他随后了解到,该男子三人从赶水镇方向开车过来,当天下午4点半到达九盘村,先在6社两个点,以同样的方式给几户村民发过钱。

据不完全统计,九盘村至少有9户村民从该男子手中领取了共计4.71万元,最多的三户各领取一万元,最少的是路边一个割草的孩子,领了300元。有陌生人跑来观看,所以,“发钱”的事越传越广,村里有一位大学生村官,称呼这位发钱的男子“奥迪哥”。久而久之,村民也跟着这样称呼。

在我看来,“奥迪哥”现象令人感动的同时,也折射出了重庆官场的黑暗。

薄熙来把建设“北方香港”的旧思维带到了重庆,搞什麽最大的西部航运中心,世界最高的摩天塔,等等,除了吹牛,就是撒谎。而重庆地域广大,以贫困的农民为主体,他出身于官宦之家,自身及家人又贪得无厌,尽管他唱红反贪打黑,表面文章做得好,但骨子里漠视老百姓的困苦。所以,他上任以来,地皮卖得越来越贵,城市里的大楼越盖越高,但远离城市的农民的生活却越来越苦。他鼓吹的“土地换户口”政策是着眼于有“卖点”的地皮,他绝对不会把上述的农民办进城。

当然,“奥迪哥”再有钱也势单力薄,杯水车薪,他不能改变重庆这种奸臣当道,贪官横行的现实,故他赞助贫困之家,有一个特点就是:寄希望于下一代。

据报道,张绍全说,那天“奥迪哥”的钱,绝不是见谁都发,而是有条件的,简单地说,就是家庭越困难、领得就越多,而且,要求有孩子的家庭,领取的一部分钱必须用于孩子读书。

看来,他对中共的专制制度的本质看得很清,知道他们靠既得利益集团共同抵制,短期内还可以苟延残喘,而农民忍辱负重,特有韧性,只能把读书觉醒的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。

这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可怜的梦想。

该报道说,张绍全回忆,当时打听完社里哪几户最穷,“奥迪哥”直接打听张绍方和杨作文家里的情况。交谈中,他显然对张、杨家的情况都事先做过了解,非常有数。发完钱后,“奥迪哥”又询问了邻近社里一些人户家里的情况。张绍方住着土墙房子,患肾腹水多年,已经做过三次手术。妻子智障。女儿20岁,只读过小学三年级,在一家餐馆帮忙,月收入300元。儿子13岁,辍学在家。杨作文家情况稍好,但他疯疯癫癫,住的房子四面漏风。

至此,我们已经撕开了薄熙来操控的媒体多年来掩盖的真相:张绍方和杨作文家都住得是土墙房子,四面漏风。。。。。。也就是说,当年诗人杜笔下的梦想至今也没有实现,而且,共产党的官员们还不认账,瞪着眼睛说谎话!

曾几何时,重庆官员信誓旦旦地宣称:老百姓“六年半买房”,现在,又鼓吹什麽“为穷人造房”,让大多数人住上政府提供的廉租房。

试问,农民连挡风遮雨的瓦房都没有,何来楼房?官员的良心叫狗吃了!张绍方13岁的儿子没钱上学,政府哪去了?你薄熙来两个儿子都在欧美读书,其调离工作后,留在大连的房产就达数千万元,为什麽不学“奥迪哥”,帮助这些可怜的农家子弟?你那恬不知耻的脸儿往哪放?!

重庆媒体说,同样,“奥迪哥”在九盘村6社发钱,领取一万元的李世启、张绍洪两家,均有孩子辍学在家,住的土墙房子都是“晴天不遮阳”,“雨天不蔽雨”。

该报还细节描写了张绍方的土墙房子的家:煮饭的烟火熏得人透不过气来,蛛网挂了记者一头,人畜混杂的三间房,只装了一只10瓦的电灯泡,家里唯一值钱的是一台黑白电视机,“两年前别人送的,怕耗电,从没开过”。 。。。。。

够了!这些事实都有力地说明“温饱裹腹”和“居者有其屋”的问题,是重庆的普遍矛盾。摆在薄熙来面前,迫在眉睫的不是什麽“作家年会”,美术家聚会,世界华文媒体大会,海外华商大会,“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基地”,等等,而是农民的肚子能否填饱,住得房子能否遮风挡雨,孩子能否上学的严重问题!70个专家再伟大,还能比这些失学的孩子更重要吗?

《重庆晚报》的记者报道说,九盘村5社党小组长李方云介绍,当天“奥迪哥”在李世启家摆谈时,了解到李的小儿子很渴望读书,当即开车返回15公里外的赶水镇,买来一大堆文具和学习资料送到李家。

当了解到张绍方儿子辍学在家时,“奥迪哥”还承诺,去读书,学费他包了。

张绍方说,“奥迪哥”对他说:“你困难,我力所能及帮助你,不用客气。”

我想,这话讲得真是感人至深,但是,这应当是政府官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啊!“奥迪哥”的角色错了位。政府扶贫办的缺位使“奥迪哥”变成了重复纳税者。

这显然不公平。他办企业赚钱想必已经缴了税,现在又去帮助穷人,岂不是企业和政府的职责一肩挑?那麽,他缴得教育附加税跑到哪里去了呢?

更为荒唐的是,由于重庆这样的好人实在太少,农民们还闹出了大笑话。

据报道,“奥迪哥”送钱的第二天,就有村干部去镇派出所和政府报案。有的担心是假钞,有的担心是不义之财。政府人员调查后,告诉大家放心,说估计是爱心老板的捐赠。但“奥迪哥”到底是谁,村民至今不知。

昨晚,记者赶到九盘村村支书陈在春家,已是夜里8时许。领到钱的、没领到钱的村民代表来了十余户,诉说感激之情。

“晓得我今年哪来这么好的运气?”张绍方说,当“奥迪哥”说要给他一万元时,他根本没反应过来,迷迷糊糊的。回到了家,他抖抖索索地数了很多遍,确实是一万元钱,还对着电灯光反复照,确实是真钱。那几天,他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

张绍方用这钱还了4500多元的债,花800元买了对仔猪儿,买了600元的大米,“还剩三千多,那是给娃儿留着的,开年了就送他去读书”。他的小儿子13岁,读到小学三年级时,因实在付不起伙食费,已辍学三年。

这些生动的描述,都说明社会风气已经变得人心不古,黑白颠倒,互不信任,“奥迪哥”献了爱心,还被人怀疑,官员竟去报了案,这是多年来,以薄熙来为首的官员口口声声高喊“三个代表”,明廉暗贪的结果,群众早就对其失去了信任。

但农民毕竟是善良重义的人,“两个多月时间过去了,九盘村村民们的心里负担越来越重。进入12月,綦江农村家家户户都准备杀年猪,但今年谁都不愿先杀,因为村支书说了,正在打听“奥迪哥”,如果联系上他,就请他到村里来吃“刨猪汤”。

于是,村民们互相之间在暗自较劲,都希望能把“奥迪哥”请到自家来。现在,他们通过记者真的找到了“奥迪哥”。原来,他是九龙坡区某电器有限公司老板刘先生。

当然,知恩图报比忘恩负义好,但在笔者看来,农民搞清楚造成绝对贫困化的制度性原因,尤为重要,捐款者把钱直接送给穷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事,亦立竿见影,但从根本上抑制两级分化,使社会和谐发展还得变革中国的专制制度,建立一个有效监督政府的机制,才能合理使用税收,通过二次分配帮助所有的穷人,尤其是孩子们,这是当务之急。

不用说刘老板,就是更有钱的陈光标,也不能包打天下!今年初,号称“中国首善”的安徽籍企业家陈光标,将4316万元的现金和支票装入8万个红包,在春节前送到新疆、西藏、云南、贵州等地区的特困户手中。他比刘老板更慷慨,但我在赞美他们的时候,还是提醒人们,别忘了最重要的使命:铲除薄熙来式的狡猾的贪官污吏,建立一个宪政民主的新中国!

2010年12月5日于多伦多大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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